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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公众号刷量被判赔2000万看不正当竞争相关法律问题

腾讯于近期起诉了深圳某公司及赵某挂机刷量公众号小程序一案。近日,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对该不正当竞争纠纷案作出宣判。法院认为,该公司及赵某两被告为微信公众号、小程序的运营主体提供公众号、小程序刷量服务(阅读量、评论、粉丝、投票),破坏了微信软件平台的正常运营和平台的竞争秩序,依法构成不正当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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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案情

深圳某公司及赵某两被告是某平台的经营者,以“微信小号轻松日赚100元”“1元提现秒速到账”等表述方式进行虚假宣传,雇佣真实微信用户,租用大量微信号码,为微信公众号和小程序提供刷阅读量、粉丝量、评论量等服务。

微信公众号、小程序运营者通过向某平台支付服务费进行刷量推广服务制造虚假数据,导致消费者对微信公众平台的公正性产生质疑,损害了微信公众平台上其他运营者的合法权益,腾讯因此起诉至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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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判决

法院审理后认为,被告公司及赵某需赔偿原告经济损失人民币2300余万元,本案受理费30余万元,连带赔偿原告为制止侵权行为支出的维权费20万元。同时,两被告需要在腾讯网站首页置顶位置刊登声明,消除不良影响。

裁判要点

一、腾讯公司对其运营的微信软件享有反不正当竞争法保护的合法权益

1.腾讯公司依法享有关于微信软件反不正当竞争法保护的合法权益,其对微信软件涉及数据(阅读数、评论数、粉丝量等)的真实性和可靠性享有正当合法权益,上述数据是腾讯获得用户流量和用户粘性的重要基础。

2.真实、清洁、可靠的微信软件涉案数据会产生衍生性商业价值,腾讯公司对此依法享有正当合法权益。

二、本案被告的行为构成不正当竞争,其行为具有不正当性和可责性

1.对于腾讯公司而言,两被告属于《反不正当竞争法》所定义的“存在竞争关系的经营者”。

2.本案被告的行为属于《反不正当竞争法》规制的“帮助他人虚假宣传”不正当竞争行为,具有不正当性和可责性。

3.本案被告的行为属于《反不正当竞争法》所规制的“妨碍、破坏网络产品或者服务正常进行”不正当竞争行为,具有不正当性和可责性。


法律解读

笔者团队也在运营自己的微信公众号,深知微信涉及的“数据权益”对一个微信公众号创作者的重要性。换一个角度,于本案而言,这种“数据权益”对于腾讯公司同样重要。

一、竞争关系的认定

本案中两被告既不是微信公众号和微信小程序的用户,也没有与腾讯公司签署《腾讯微信公众平台服务协议》《微信小程序平台服务条款》,但仍被法院认为构成不正当竞争,其关键在于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对于“经营者”的定义。

经营者,是指从事商品生产、经营或者提供服务(以下所称商品包括服务)的自然人、法人和非法人组织。也就是说,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对于经营者的确定,并没有要求双方必须属于同一行业或服务类别,只要是从事商品经营或者营利性服务的市场主体,均可成为《反不正当竞争法》中的经营者。

2019年新修订的《反不正当竞争法》,对旧法中的不正当竞争行为做了部分删除,同时也增加了部分内容。从具体规定来看,不正当竞争行为包括七种具体情形,分别是混淆行为、商业贿赂、虚假宣传、侵犯商业秘密、不正当有奖销售、商业诋毁、互联网不正当竞争。如果不在这七种情形内,关于竞争关系的认定,若违反《反不正当竞争法》诚信原则,也可能被认定为不正当竞争行为。

结合本案,法院在审理过程中认为,《反不正当竞争法》所规定的竞争关系较为宽泛,并非只有同业竞争才能界定为竞争关系,经营者之间存在竞争关系,不仅包括了经营者经营业务相同的竞争关系,也包括了经营者经营业务不同的竞争关系。腾讯公司作为微信平台的运营者,其参与市场竞争的方式不仅仅是自身提供平台产品,还包括了以平台产品为基础构建的健康、有序、互信、共赢的商业生态系统。而本案两被告的行为,则恰恰破坏了这种生态系统,且原被告双方都是在围绕微信软件平台从事软件产品开发和服务。鉴于此,双方存在直接的竞争利益冲突,存在竞争关系。

二、本案涉及哪些不正当竞争行为?

具体到本案,法院认定刷量首先属于《反不正当竞争法》第八条第二款规定的“帮助他人虚假宣传”不正当竞争行为,即经营者不得通过组织虚假交易等方式,帮助其他经营者进行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商业宣传。事实上,刷量这种数据灰产的存在,会导致依靠“虚假流量”支撑而缺乏实质内容的互联网产品肆意流行,出现“劣币驱逐良币”的情形,破坏有序的市场秩序。

此外,刷量也属于《反不正当竞争法》第十二条第二款规制的“妨碍、破坏网络产品或者服务正常运行”不正当竞争行为,即经营者不得利用技术手段,通过影响用户选择或者其他方式,实施下列妨碍、破坏其他经营者合法提供的网络产品或者服务正常运行的行为:……(四)其他妨碍、破坏其他经营者合法提供的网络产品或者服务正常运行的行为。

以上第四款,属于“互联网不正当竞争”这类不正当竞争的兜底行为。当下的互联网时代,流量为王,流量是互联网企业的核心资产之一,微信平台所要营造的良好竞争秩序是“内容为王”,阅读量、点赞量、评论量等这些数据,恰恰是对“内容”优质与否的校验数据。当“流量”可以造假、可以购买,此种秩序就遭到了破坏。从这个逻辑来看,本案中两被告的行为,具有不正当性与可责性。

三、侵权赔偿数额的确定

这起案件,最引人瞩目的是法院判定的2000余万赔偿,而笔者认为这个判决中,最亮眼的部分也是对于侵权赔偿数额的认定。

本案侵权数额确定过程中,援引了证据规则中的“不利证据推定规则”。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九十五条,一方当事人控制证据无正当理由拒不提交,对待证事实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主张该证据的内容不利于控制人的,人民法院可以认定该主张成立。(即“证明妨害规则”,该条系在2001年该法第七十五条的基础上修改形成。)

“谁主张、谁举证”为民事举证责任的一般分配规则,在辩论主义架构下,当事人对其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负有举证证明的基本义务和绝对自由。然而,审判实务中,鉴于有关事实及证据材料分布的不均衡,时常出现事实和证据材料不掌握在举证人一方或者不在其支配的范围,并由此导致掌握事实和证据材料的一方当事人往往采取不当措施妨碍举证人的举证,妨碍人的这种行为不仅损害了举证一方当事人的诉讼权利,还对人民法院查明相关事实,解决当事人纷争带来了不利影响。

具体到本案,一方面,法院认为知识产权案件的特点就决定了其构成侵权的证据往往不易取得或全部证据不易取得,证据的隐蔽性特点突出,尤其发生在互联网领域,内部数据一般由网站的开办者掌控,其他当事人很难获得完整、准确的信息。本案中,原告已穷尽其举证方式。

此外,针对两被告的获利情况,两被告在庭审中不仅作出了不实陈述,且在法院后续要求其出示全部后台数据时,被告答复不清楚且没有提供合理的解释。这不仅违反了民事诉讼中当事人应当遵循的诚实信用原则,也表明其拒绝向法院提供所有真实交易流水,该等行为构成故意妨碍案件事实查明。

鉴于以上,法院推定被告侵权获利事实负有举证责任的原告主张被告实际的侵权获利不利于被告的主张成立,即被告实施侵权行为的实际收入高于被告两个支付宝账号的总金额。

四、不正当竞争纠纷中,侵权行为一方是否需要承担赔礼道歉、消除影响的法律责任?

在本案的判决中,法院判决两被告刊登声明,消除不良影响,却没有支持腾讯公司要求被告道歉的诉求。

法院的观点是原告提交的现有证据无法证明被告的行为已经损害两原告的人身性、非财产性质的权利,因此无法支持。

我们知道,侵权责任承担的方式包括停止侵害、恢复名誉、消除影响、赔礼道歉、赔偿损失等,其中赔礼道歉是指侵权人以口头或书面的形式向被侵权人承认错误、表示歉意,它主要适用于侵害人身权益的情形。

笔者注意到,在腾讯的起诉状中也提及了“被告的不正当竞争行为给其商誉造成了损害”。此外,我们在此前的文章中也曾指出,同样的侵权行为可能同时构成对企业商誉的侵害以及不正当竞争。(链接:策略研究|互联网时代背景下企业商誉保护及法律应对)

笔者认为,通常情况下,不正当竞争行为除了会侵犯相关消费者的利益和经营者的市场经营秩序,有时侵权人侵犯的客体也包括了商誉。按照我国民法体系的财产权与人格权二分法,各类财产权益的保护范围限于财产利益,并不包括精神利益。只侵犯财产权的情况下不能适用侵犯人格权的责任承担方式。适用赔礼道歉的民事责任的前提是侵犯了人格权。

如果从不正当竞争纠纷的类型入手,如商业诋毁案件(虎牙诉斗鱼不正当竞争案:一审法院认定斗鱼商业诋毁,判其向虎牙直播赔礼道歉)、虚假宣传案件(饿了么与美团案)都可能被判决要求不正当竞争一方承担赔礼道歉的责任。

具体到本案,法院认为现有证据虽然无法证明被告侵犯了原告的人格权益,但被告的涉案虚假宣传行为确实产生了不良后果,导致公众对微信平台展示数据的可信度产生了负面评价,因此适用了“消除影响”的责任承担方式。

(作者:庞理鹏、郭亚涛,策略律师事务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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